2022年，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复杂多变，海外央行货币政策预期收紧，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稳定宏观经济是今年的首要任务。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和保尔森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美国财政部原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在近期举行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海苏河湾峰会上对2022年的全球经济形势展开对话，两位嘉宾均认为海外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将使全球金融市场受到影响，需要重点防范退出节奏不当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中美两国在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领域开展的对话将发挥积极作用。
楼继伟表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因此要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但与此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进一步强调了政策纠偏的重要性，也体现出政策要有规则、有预期、避免采用运动式的做法。
楼继伟预计，2022年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将维持刺激力度，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同时强调方向更加精准，因此对于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表示乐观。
此轮美联储政策收紧的外溢影响不容小觑
新冠疫情肆虐对全球经济冲击巨大，楼继伟认为，美国采取了超宽松的财政政策，将支票直接支付给家庭和个人，虽然刺激了消费需求，但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并形成了物价上涨的压力。欧洲的情况也类似，拉美的情况最为严重，亚洲国家相对较好，而中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管控措施较为有效，也并未发生通货膨胀。
楼继伟预计，今年各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会回调，这有助于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
“由于美国此轮经济增长正从服务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虽然出现了一些制约发展的严重瓶颈，但企业部门同时赚取了创纪录的利润，且在定价方面保持着充分的灵活性，通胀压力由此产生。”保尔森分析称，美国国内对于通胀的持续时间和危害性有较多争论和分歧，但此前美联储已向市场发出了将采取有力措施的信号，且并没有对市场造成过多干扰。具体来看，美联储将逐步缩减量化宽松战略框架下的购债规模直至3月份，随后将开始加息。考虑到这一动作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预计新兴市场也需要跟随美联储的脚步进行加息。
楼继伟提醒称，需要注意到，当前海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退出，部分央行扩表到无法想象的程度，必须进行收缩，此时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退出时机、力度或节奏不当，很有可能触发危机。
以财政政策为例，楼继伟分析称，美国此前将支票发放至个人和家庭，但在政策退出后，部分基层民众的工作意愿极低，存在着社会矛盾激化动荡的可能性。从货币政策角度看，他认为，目前美国市场的资产价格处在高位，相当一部分的企业是在回购自身的股票，如果政策退出节奏不当，可能出现较大的市场价格回调，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可能进一步恶化。
相较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楼继伟表示，如今全球杠杆率高企，平均宏观杠杆率在300%以上，远超上次的100%左右，同时用于经济增长的刺激工具已经不多。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退出政策引发的外溢效应也会比上次大得多。
中美关系新框架有待形成，WTO改革势在必行
“几乎不可能判断金融危机将从何而来，但当美国、中国或任何一个市场出现问题时，两个国家的市场都会受到影响。”保尔森认为，为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已观察到中美两国开始研究并解决结构性问题。其中，目前美国国内银行的资本非常充足，而中国也已着手整顿影子市场并降低金融杠杆，尤其自去年以来，以对市场影响最小的方式进行房地产去泡沫化。
保尔森同时表示，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艰难时刻中得到的经验在于，发生危机时开展全球协作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领域，中美两国进行对话至关重要，涉及到金融准入和资金流动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全球治理体系遇到的新挑战，楼继伟认为，中美两国可以从最迫切的问题入手，尤其需要加强在经贸方面的沟通，在G20机制下争取各方共识。目前比较迫切的是WTO改革，经济社会已经开启数字化转型，而且全球形成共识要向低碳社会转型，但现存的WTO规则实际上是远远落后的，因此中美两国可以在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环境商品交易的定义等方面增进合作。
“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经济体系存在差异，但两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共同利益，关键在于制定一个全新的中美关系框架，应着眼于能够达到什么目标、如何达到目标、如何进行合作、如何处理冲突等问题。”保尔森建议称，尽管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合作遇到重重困难，但至少希望看到双方完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并延长协定期限，共同解决一些问题。
要杜绝碳关税变成制造贸易壁垒的工具
绿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谈发展、谋未来”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绿色金融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也愈发关键。
“绿色金融最重要的是解决激励机制，这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楼继伟表示，以碳排放额度交易为例，通过交叉补贴使得绿色金融的使用方能够获得激励，从而提升使用意愿。他建议，作为形成绿色金融激励机制的基础，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工艺碳排放的测度，不能仅依靠第三方，必须引进政府验证。
楼继伟进一步指出，碳调节税、碳关税的实施需要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其中，一个国家缴纳碳调节税的多少不能依据当前的碳排放量，而是要回溯历史上的碳负债与碳资产，否则将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此外，碳关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决不能使之变成一个制造贸易壁垒的工具。
保尔森直言，“除非有实打实的东西做支撑，否则绿色金融将毫无意义。因为赔本的买卖不可持续。那些精明的投资机构和银行肯定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但同时，他们也不应资助那些实质上糟践了自然资本却不对破坏程度进行披露的投资”。
保尔森认为，全球绿色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企业在推进净零碳排放的过程中，如果无法从政府获得相应的规则、政策与法律工具，就难以实现目标。因此，主要经济体需要为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更多措施，包括给予补贴和激励工具、完善监管框架等。
“全球生物多样性被迅速破坏也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它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也会对健康造成影响。”保尔森补充称，通过研究针对生物多样性的多种融资方式发现，最重要的是停止继续破坏，其次需要保护和珍惜生态多样性。因为一旦破坏了生态多样性，再补救所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
在保尔森看来，目前代价最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是改变农业政策，这意味着仍然可以采取措施来刺激生产，但要以不伤害自然资本的方式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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